技术经验丰富叠加资本优势企业有望领跑行业。

到2016年底前，全市单台10蒸吨/小时及以上蒸汽锅炉、7MW及以上热水锅炉和7200KW及以上有机热载体燃煤锅炉，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任务的40%;到2017年底前，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任务的80%;到2018年底前，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任务。对违规建设且不落实整改要求的燃煤锅炉一律关停取缔

各区(市)政府加大资金筹措力度，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的原则，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筹资治理机制。燃煤锅炉使用单位所用煤炭质量指标要符合要求(全硫0.8%，灰分20%)，每两年对燃煤锅炉进行一次能效测试。对集中供热管网暂时不能覆盖、有用热刚性需求并具备条件的分散燃煤锅炉，安装高效脱硫、脱硝、除尘设施，开展低氮燃烧技术改造等方式，实现污染物全面达标排放。各相关企业发挥主体作用，严格遵守节能环保法规标准，增加资金投入，按时完成承担的治理任务，确保锅炉安全高效运行、稳定达标排放。对储煤场地合理规划，设置挡风抑尘墙或防风抑尘网，安装固定式或者移动式抑尘喷淋装置，设置运输车辆进出清洗设施，防止煤粉尘污染，储煤场地的防尘、抑尘设施和车辆清洗设施应当加强维护和管理，保证其正常使用;20蒸吨及以上在用和新建的燃煤锅炉还需安装在线监测装置，并与市、区两级环保部门联网。

对镇驻地及热负荷相对集中的工业聚集区，可引进有实力的专业化大型企业集团，采用BOO、BT、BOT等服务外包模式，建设运行效率高、达到山东省超低排放标准的大型煤粉高效锅炉、微煤雾化锅炉，或者推广使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替代部分燃煤锅炉。燃煤锅炉产权所有单位作为锅炉改造投入主体，各区(市)财政、环保部门研究制定相关补贴政策，在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取缔淘汰、烟尘治理和储煤场防尘抑尘工程建设等方面完成整治并通过验收的，给予资金补助。然而，经过多方调研，记者发现，很多在水务、固废领域跑马圈地的企业在宣布自己雄心勃勃的土壤修复计划之后，却在土壤修复领域谨小慎微，将眼光聚焦在有限的东部市场。

2015年，随着石油产业的冷热变化，隐约感到行业巨变的杰瑞集团将旗下能源服务板块拆分，形成独立环保公司杰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瑞环保)。在这个出现不过2年左右的市场中，百花齐放的热潮引发了记者对土壤治理商业模式的思考。并非所有从业者都对西部保持悲观态度。秩序缺失上海环境科学研究院项目经理张铭源(化名)表示，我们投标一个尾矿修复项目，这些尾矿业主都是煤老板，后来招标的过程中大概有30多家。

一些城市身边的角落也不断加入这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行列之中。同时，土壤污染又是系统性存在的，这涉及到了更复杂的生态学范畴。

不过企业的热情和无序的市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在国家还没有一些相关的针对场地修复、土壤修复的规范标准，基本上处于一个无序的状态。在低价竞标、战国时代、红海成为环保市场代名词时，我们却发现，跨界进入的玩家在土壤修复领域以各种模式进行协同。其背景不容忽视突然兴起的市场，技术门槛是所有玩家的首要难题。

我记得有一家企业本身是做房地产的，还有做沥青的，但由于目前没有资质规定，在法律上没有门槛，什么样的企业都来参加投标了，最后中标的是业主亲戚。以上是跨界进军的佼佼者，这些企业以实体设备起家，通过并购、合资的模式，打开了土壤修复领域的大门。根据这项政策，土壤环保中重金属、重金属治理将是重点。在技术能力并不全面的时期，以并购、合资获得自有技术与资质无疑是最高效的捷径。

所以市场规模很局限，而且行业乱象丛生另一种是针对企业身份的壁垒，有些地方政府出于某些因素在项目操作中出现暗示甚至命令，要求优先考虑国有企业，造成了环保项目中企业身份的壁垒。

一些项目由于行政审批改革不到位，政府审批环节过多导致审批延误风险。人民银行充分利用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在绿色信贷管理领域的正向激励与负面惩罚功能，及时同环保部门更新企业排放和环境违法有关信息，并逐步纳入企业征信系统。

私营部门优先承担项目建设风险、运营风险、技术风险、财务风险等，政府部门优先承担各级政府干预、审批延迟、监管等政策法律风险以及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等金融风险。融资难、成本高问题突出根据环境商会的调研，环保行业民间投资增速下滑主要有三个原因。调研发现，一些公私合作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涉及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涉及群众利益的事项，存在着社会稳定风险与公共安全风险。在市场定价的行业，如钢铁、建材等领域，可开征环境税，且税率应高于环境治理成本。马辉透露，我们在接受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委托和征求意见时，也提交了该建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及金融机构制定了较多绿色金融政策，但普遍缺乏操作性。

一种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壁垒，如外地企业取得当地环保项目投标资格的程序繁琐、涉及部门众多，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相对本地企业有很大的增加;如有些地方政府要求外地企业与本地企业合作才可参与竞标等。其次，完善PPP项目的风险与收益挂钩机制。

建议成立多种绿色发展基金针对民间环保投资增速下滑，环境商会也提出了四条政策建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今年1至4月，民间投资增长5.2%，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5个百分点，比全部投资增速低5.3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2.1%，比去年同期下降3.2个百分点。

其次，金融管理部门建立符合我国环境现状的绿色信贷指导目录和环境风险评级标准。今年5月，按照国务院促进民间投资专项督察第三方评估工作总体部署和要求，全国工商联对促进民间投资开展第三方评估。

马辉建议，地方政府引入外部第三方咨询机构，识别公共服务项目全生命周期中的风险，协调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收益与风险配置。环保行业民间投资项目以PPP项目为主，其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政策风险、法律风险远远超过经济风险、项目建设风险，而双方的风险分配争议较大。北京佳格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蕴刚对清洁技术投资表示，融资成本通常在10-15%左右，远高于央行确定的基准贷款利率。环境基础设施项目存在初始投资大及建设周期长的特点，前期融资需求迫切。

政府土地政策、税收政策、劳动政策与价格政策处于变动与调整之中，可能影响公私合作项目的投资回报。首先，鼓励地方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设立多种绿色发展基金，为环境基础设施PPP合作项目、企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农村环境治理等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通过低息贷款、股债基结合等多种方式，撬动社会资本进入环保领域。

目前主要存在两种形式的人为市场壁垒。马辉分析，除了国企和上市环保公司外，多数环保民营企业相对其它传统行业规模小，抵押担保能力不足。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执行秘书长马辉对清洁技术投资分析。首先，行业市场壁垒难破除。

调研发现，多数股份制银行还以收取财务顾问费、手续费等形式上浮利率，申请信贷审批流程较长且条件严苛，企业较难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低成本贷款，且存在资金期限错配的矛盾，难以满足企业流动资金的贷款需求。其中，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31%，增速比一季度回落1.2个百分点。马辉分析，地方政府在合同谈判期间倾向于将尽可能多的风险转移给私营部门，特别是私营部门较难掌控的风险，如利率、汇率风险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相关条例、规范等，提高项目操作透明度，减少民间投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不公平现象，如项目信息列表清单公开，招投标情况的全面公开等。

首先，各级政府应推动公平竞争。第三，很多民营环保企业多为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融资难、成本高。

其次，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第四，大力发展绿色金融，降低环保企业融资成本。

而有些中标国企并不是环保行业的专业性企业，承接项目后还要分包给专业的环保公司，增加了项目执行的程序环节，从而增加了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各地陆续公布和推介的PPP项目超过4000个，总投资达到5万亿元，仅依靠企业自有资金难以为继。